534年? 萧衍晚年笃信佛法，对宗室贵族贪腐等胡作非为一味宽容。
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以后就开始互相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两个魏国、两个皇帝肯定不能共存。东魏、西魏都视对方为死敌。南梁倒被排到第二位，甚至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
从“六镇之乱”开始，南梁就开始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收复了很多地盘，把战线由凹转凸，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只不过南梁并没有趁北方之乱进一步扩张，收复黄河、收复中原、统一中国。萧衍似乎是想见好就收，得饶人处且饶人。
萧衍是个佛家弟子，慈悲为怀。
他年纪越大，对佛法的研究越深，就变得越昏庸。佛法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用来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不一定合适。
萧衍把慈悲为怀用在治国上面就引起国内政治的混乱。他以为我以慈悲之心待人一定会得到对方善意的回报。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德治跟法治偏废任何一边都是瘸腿走路，走不出正道。
萧衍每遇到重案总是要难受一天，不忍施行刑罚。即使是谋反大罪，他哭一阵也下令赦免。这种没有原则的法外开恩使法律权威遭到破坏。
没有法律规定的从轻情节也能得到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那法律规定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对手下官员非常宽容，哪怕是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也不忍处理。对于自己的亲属那更别说了，你即使捅破大天来我也帮你接着。
萧宏弃军而逃导致洛口大败按律当斩，但他回来一点事没有，继续得到重用。后来有人告发他私藏武器装备企图谋反。他亲自去萧宏家检查仓库，打开一看满满一屋子全是钱。萧宏在一旁吓得冷汗直流。萧衍一看没有兵器，放心了，打趣说你很善于经营啊。他就不想想萧宏是怎么“经营”来的？
官员贪，百姓苦。官员整天净想着怎么搜刮百姓，百姓的日子就越过越艰难。
萧衍也想把自己的慈悲之心普及百姓。
他在建康建“孤独园”，收养孤寡老人。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座养老院。
他曾多次下令减免百姓赋税，希望减轻百姓负担。但是贪官污吏横行，他的惠民政策根本不能得到贯彻执行。他不要，下面的官员要。他的善意只是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百姓一点实惠没得到。
他吃素食，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二年，寝宫里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长物。嫔妃宫女不许穿脱地的长裙。他30年不粘酒色，遣散了大批宫女。他希望以身作则带动社会节俭的风气。但江南的奢靡之风并没有因此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其实他一边吃素一边大肆修庙，向寺庙大笔捐款，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奢靡而已。他修多少庙，百姓就得承担多少劳役。他捐多少钱，百姓就得承担多少赋税。他对佛越虔诚，百姓的负担就越重。
萧衍在位后期专心研究佛法。
他认为儒道佛三教同源，都是希望大家行善的。儒道培养的是凡间的善人。佛教把凡间的善人进一步提升为天界的佛。换句话说，儒道教你怎么做人，佛教教你怎么成佛。佛是善人中的极品。
在当时儒家跟道家流行的年代，他的这个理论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他别看做皇帝没什么政绩，做佛教徒可贡献颇大。他不仅首提佛儒道三教同源的理论，还开了和尚吃素、寺庙撞钟的先河。他供养寺庙三千座，在全国推广佛教，并且将佛教尊为南朝的国教。
萧衍精通佛法，能跑到庙里给和尚们讲经，跟高僧辩经。他喜欢寺庙的氛围，甚至决定出家待在庙里不回来了。群臣百般央告并且向庙里捐款才把他请回来。因为他是舍身出家，把自己捐进庙里，必须花钱才能赎回来。他先后四次出家，花了四亿的赎金。
萧衍和来自印度的达摩法师切磋过佛法。不过达摩跟他话不投机，认为他刻意去追求所谓功德实际上是歪曲了佛法的本意，误入歧途，走火入魔。达摩没有留在江南而是“一苇渡江”去了北魏。
所谓“一苇渡江”是乘一叶小舟渡江而去，并非武侠里说的轻功，踩着一根芦苇就能渡过江去。
北魏佛教更盛。皇帝多信佛。北魏在元恪时期有大小寺庙一万三千多所。到北魏后期，寺庙已经突破三万。
不过达摩在北魏也没找到知音。他住在少林寺（少林寺是元宏修建的）自己潜心修炼，面壁九年，终成禅宗始祖。
所谓禅是可以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需要你自己用心去领悟。达摩面壁九年悟出的东西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在常人看来，禅就是脑筋急转弯，不能以寻常的逻辑去猜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