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摩参禅的时候，萧衍著书立说三百篇阐述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尤其是儒道佛三教同源理论。
萧衍是一个学者型的皇帝。他的学问可能在所有皇帝中都是最高的。他是文坛是著名“竟陵八友”之一。 “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
“六艺”包括“礼（德育）、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驭战车）、书（书法）、数（数学）”。能拿下“六艺”很了不得，文武全才。
“棋登逸品”相当于现在的围棋九段。古时候流行象棋和围棋，那时叫塞戏和弈。东汉以后围棋兴盛，被文人雅士所推崇。
萧衍对儒、道、史学都有很高造诣。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七言诗在他和他的儿子萧纲的推动下开始兴盛。萧衍早期擅长写情诗，后期开始写一些谈禅悟道的诗。
皇帝好诗文，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南梁是整个南朝的文化盛世，人以儒雅为荣。沈约的《宋书》、刘勰[xié]的《文心雕龙》作者、范缜[zhěn]的《神灭论》等都出在南梁。
值得一提的是，萧衍信佛却能容忍宣扬无神论的唯物论思想家范缜存在。范缜写了一本《神灭论》。不满的萧衍立即写了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予以反驳。不过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利用权力把范缜当作异教徒、政治犯予以镇压。
萧衍的宽容放在政治尤其是法治上面不好，但放在文化思想上面倒是不错。
萧衍还是第一个尝试科举的人，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
以前也有皇帝策试选官，皇帝出个题目让大家答。谁答得对皇帝的心思，谁就能受到重用。但那种策试主要还是靠推荐，不是谁都能去参加。
萧衍不看推荐，不看门第，只看考试分数。他开办学校令人教授儒家“五经”并且挑选成绩优秀的做官。
他的这种选官方式已经具有科举的雏形。到隋朝时科举制度开始定型。
总而言之，萧衍对佛教、对文化贡献相当大，但是在政治方面乏善可陈。
大臣贺琛进谏萧衍，提出四条时弊。一是地方官员横征暴敛使百姓不堪重压纷纷逃亡；二是奢靡的社会风气导致官员越来越贪，三是官员大多不称职，只懂得强取豪夺，作威作福；四是钱没有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浪费了人力物力。
萧衍不是虚心纳谏而是暴跳如雷，马上下诏反驳。他说：你不要含糊地讲官员贪污腐败什么的，你要指名道姓地告诉我谁横征暴敛，谁贪婪残酷，谁奸诈虚滑，谁渔猎百姓？他们掠夺谁了？都有谁得了好处了？你告诉我，我马上把这些官员杀掉、罢免，重新挑选好的官员。另外，你说官员大吃大喝，你看见了？人家在自己家大吃大喝，你怎么会知道？别人是不是奢靡我不清楚，我是没你说的这些情况。你说应该倡导节俭。我还不够节俭吗？我只吃蔬菜，不沾酒肉，不好声色。30年没有房事。我每天早起晚睡处理公事，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以前腰大十围（两手拇指食指合拢为一围，十围是夸张说法，非实指），现在瘦的只有两尺多点（合现在不到两尺）。我以前的腰带还留着，绝不是瞎说。我这是为了谁呢？不是为了百姓吗？你说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那么你告诉我哪笔钱不该花？哪个部门该减，哪个项目该裁，哪个工程该停？哪一项赋税不该收？你详细地报告我，我洗耳恭听。
贺琛赶紧谢罪，不敢再多说一句。
这份诏书堪称奇文。萧衍为自己评功摆好，把30年没有房事都拿出来说。
萧衍似乎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道的明君，在他治下的国家决不会出现像贺琛说得那些问题。国家要真成贺琛说的那样，那自己不就成了昏君了。所以他对贺琛非常生气并且认为必须公开反驳。
不清楚他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贺琛所反映的问题，他真的一无所知？如果真是这样，说明他身边早已经没有正直敢言的大臣了。当皇帝被佞臣包围就会失去了了解下面真实情况的渠道，成了聋子和瞎子。
他宠信的大臣朱异是南梁第一大佞臣。朱异几十年恩宠不衰，深受萧衍信任。
他能受宠首先是学问大，跟萧衍有相同的兴趣爱好，能说到一块。其次是办事效率高，批公文一目十行，随看随批，公事很快就能处理完，从来不会积压公务，给人精明能干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他说话总能说到萧衍的心坎上，简直就是萧衍肚子里的蛔虫。萧衍的真实想法，他一猜就透，然后就顺着萧衍的意思往下说，总是让萧衍觉得英雄所见略同。萧衍把他视为知己，把朝政托付给他去办。
朱异说话办事完全依据萧衍的好恶，萧衍不喜欢的事不做，萧衍不喜欢的话不说，明知萧衍做的不对也不会反对。贺琛说那些话决不会从朱异的嘴里出来。
贺琛反映的情况朱异是不是了解呢？他不但完全了解，并且他就是贺琛说的那样的人。贪、奢靡、阿谀奉承，他一样不少。
萧衍越到晚年越沉迷于佛教。他把精力和时间投到佛教上面，对尘世俗务就失去了兴趣，渐渐疏于国事。朱异因此越来越受到重用。让贪官治国肯定是越治越贪。南梁政治日益败坏。
佛家讲究慈悲为怀。所以萧衍对人对事比较宽容。但是没有原则地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坏人坏事纵容。对贪官污吏的慈悲就是对老百姓的残忍。
南梁因为北方内乱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良机，但因为自身政治腐败不进反退，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