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3年——1407年 明成祖重编四书五经，修永乐大典，遣郑和下西洋。
1403年的大年初一，明成祖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正月十三，明成祖下旨，把他当年的封地北平升格为明朝的第二都城北京。
古代流行“两京制”，设一主一陪两个都城。唐朝建都长安，但在洛阳又设个东京。洛阳在北宋时被称做西京，主都是东京汴梁。元朝把北京叫大都，在内蒙设了一个上都。
北平升格为北京后，一场浩大的工程随即拉开大幕。十几万的工匠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修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座宫殿历经明清两代保留至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故宫。
天坛、太庙也是明成祖修的。祭天、祭祖的场所是皇宫必不可少的配套建筑。
在修北京的同时，明成祖雄心勃勃要编修一部包含有史以来所有科目、所有类别的大典，也就是百科全书。于是以大才子解缙[xiè jìn]为首的三千文士搜遍天下所有典籍，苦干三年，终于修成两万多册，三亿多字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现前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不过，此书在明亡以后丢失殆尽，现在只有零散的几百册尚存于世。
明成祖虽然是武人出身，却重视文化，重视教育，重用文官。他身边的大臣几乎都是进士出身。
明成祖将科考制度化，定期选拔优秀人才入朝为官。
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科举时开时停。刚打下天下时官员奇缺，他一方面让人推荐，一方面开科取士。但他发现科考上来的这帮人高分低能，光会耍嘴皮子干不了实事，就不再举办科考。后来出了两大谋反案，他觉得还是思想品德更重要，宁可红而不专也不要专而不红，重新开科取士。
明太祖指定“四书五经”作为学校的教学大纲和科考的出题范围。但他指定的“四书五经”是经过他亲自审核、根据自己的喜恶进行了删改的“四书五经”。
明成祖在明太祖删改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四书五经”。他令人修订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几本书。《大全》收录了“四书五经”原文及历代大儒程颐、朱熹等人的注解，主要是朱熹的《集注》。
明成祖认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圣人思想，是味正汤醇的正宗儒家。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主张抑制内心欲望，把圣人所说的诸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作为天理来遵守。
如果臣对君“信任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地步”，那对于皇帝统治天下黎民是非常有好处的。
明成祖将《大全》作为官方学术权威颁布发行，以此作为全党全国全民统一思想的标准。“庠[xiáng]序（学校）之所教，制科（科举）之所取，一禀于是”。学校教的，科举考的，全是《大全》里的内容。朱子之学也因此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学者但当依朱子”。
那时候的教育跟现在一样也是应试教育。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考试。科举考四书，学校就教四书，学生就学四书。考试内容被限制在《大全》之内，学生们就只看《大全》不看其他。不知不觉中，学生们被洗脑了。整个社会也被洗脑了。人们认为圣人之言才是真理，其他都是异端邪说。有独立思想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难以立足。人们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迂腐。
明太祖删节、明成祖重编的“四书五经”被推广全国。全国的思想被大一统。
一元化的思想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抑制了科学的发展。没有人敢挑战权威、突破传统，社会的进步因此停滞。同时代欧洲却在“文艺复兴”，号召思想解放。
明成祖将科考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很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以大才子解缙领衔的几位精英成为明成祖的智囊团。明太祖在胡惟庸之后不再设宰相，并立为“祖训”。但皇帝的工作量太大，明成祖让解缙等几位翰林学士帮忙做一些文字工作，比方起草诏书什么的。有些不太重要的会议也让他们代表自己去参加。遇到拿不准的事情也和他们讨论一下。明成祖的本意是想设个秘书处，但后来的皇帝越来越倚重秘书处，秘书处就成了事实上的内阁。内阁分担了宰相的工作。
相对于明太祖猜忌群臣，明成祖还是比较信任手下。明成祖的大臣大多能在自己的位子上一直做下去，善始善终。
不过用人不疑不代表明成祖不设防。他成立了两个特务组织监视群臣，一个是锦衣卫，一个是东厂。
锦衣卫是皇家警卫团，类似MZD时代的8341部队，部队编制隶属御林军但直属皇帝调遣。皇帝出行时锦衣卫簇拥左右充当仪仗兵，衣着光鲜，所以叫锦衣卫。明太祖扩大了锦衣卫的职能，兼管刑侦抓捕和监视群臣。锦衣卫因此又成了特务组织，兼有国民党军统的功能。
不过后来明太祖发现锦衣卫权势过大，仗着后台老板是皇上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制造白色恐怖，于是下令“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收回了锦衣卫的司法权。
明成祖入主南京后为了迅速消灭敌对势力，恢复了锦衣卫的特务职能。锦衣卫侦察、逮捕、审讯、判决一条龙，工作效率非常高。但明成祖尤嫌不足，又成立了东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