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当中，内阁制度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不过尽管都叫内阁制度，可是中西方的内阁制度却基本是两种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异之大，绝非一个词语能够涵盖。
众所周知，华夏的内阁制度是源自于大明，其出现本身也是因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之后——即胡惟庸案，这一案件的特殊性自然无需多言，总之朱元璋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改变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界限。
当皇权过于庞大的时候，帝国繁重的政务都会堆积到皇帝一个人身上，即便是长时间007工作的朱元璋皇帝，也会感觉到辛苦劳累，而到了他的子孙后代的时候，由于没有老朱这么奇葩的能力，于是果断分权给了官员，也就导致了内阁制度的出现。
也就是说，华夏的内阁制度是源于皇权的过于集中，而导致不得不出现的分权现象，因此明朝皇帝内心并不想给那些为自己干活的大臣们以太高的官位，也就导致初期的内阁大学士们，几乎都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政事当中，官品则只有小小的正五品。
与此同时，由于皇帝对大臣们都不放心，因此明朝的阁臣们只有建议权，也就是票拟的权力，没有决策权，也就是没有披红的权力，因此早期都是阁臣票拟，由皇帝本人来披红，从而保证皇帝拥有最大的权力。
可问题是，即便只是披红，皇帝每天也需要007上班，这对于皇帝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因此披红权力也就慢慢过渡到了皇帝最信任的人手中——即内廷的太监们，他们开始读书学习，参与到政治当中，而就像前面所说的，他们的角色并不是阉党，而是保皇党。
这一制度延续到了清朝，而即便是清朝改头换面的军机处制度，也无非就是内阁制度的一个翻版，并没有超出这个局限的范围。
可是，无论是明朝的内阁制度还是清朝的军机处制度，并没有达成皇帝真正想要的状态，而且恰恰是因为明清的这两种制度，才导致内阁的权力责任划分变得困难，甚至导致文臣集团的权力过于泛滥。
简单来说，内阁或者是军机处的作用是在于辅政，因此皇帝是必须要给与内阁一定的权力，而由于没有了宰相，导致六部的庶务是被下放到了部阁，使得尚书们的权力变得更大，这样一来内阁统筹六部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可问题就来了，内阁拥有巨大的权力，可是权责却并不一致，所有的责任都实际上归属于皇帝本身，而皇帝又天然不会承担责任，也就导致出现了问题，全朝廷虽然都是责任人，可是却没有人能真正承担得起责任，又不敢对皇帝问责，只能选择不了了之。
其次，在法理上面，内阁由于没有宰相之名，自然也无宰相之责，因此即便是更换内阁首辅，也无法对首辅进行问责，因为他们明面上并没有权力。
像嘉靖时期的严嵩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严嵩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权；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责。”这句话正是说出了内阁制度的弊端所在，而且正因为首辅权责不一致，也才使得明朝党争纷纷，像严嵩被徐阶击垮，而徐阶又被高拱逐走，这也反映了内阁本身的不确定性。
明朝的内阁制度本身并不够全面，更谈不上完美，它本身由于不够健全，才会出现崇祯十七年时间内换掉了十九任首辅的笑话，而朝廷长时间陷入这种无意义的内耗和党争中，也才使得明朝的败亡。
因此，宁渝在建立大楚之后，虽然也建立了内阁制度，可是心里也一直希望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改变，而改变的方向，自然是要让内阁权责一致，即责任内阁制度。
宁渝望着脸上带着迷茫的众人，语重心长道：“朕是要真正跟内阁共同治理天下的，绝不只是让内阁作为一个只会票拟的部门，这披红之权，早就应该授予内阁嘛！”
内阁诸臣听到这里，顿时心头一颤，可以说但凡进入内阁中的大臣，谁都不会去奢望能够披红，要知道本身有了票拟制度，再加上披红制度，就等于是半个皇帝了，谁敢要这样的权力，那不是在等着找死吗？
“臣等不敢，还请陛下收回圣命。”崔万采顿时心里一慌，连忙拱手拒绝，他要是敢答应下来，只怕明天就会有人要参奏他居心叵测了。
宁渝摇了摇头，道：“这披红之权自然不是白白给你们，你们还是先听朕说完。”
“是，陛下。”大臣们心中尽管有无限疑惑，可是眼下也只能先看看再说。
“在朕看来，既然要让内阁名副其实，自然也需要加强内阁的地位，日后内阁将会全面参与到行政当中，所有的内阁大臣都将会冠以从一品的职位，拥有相关事务的票拟和披红权力，但是所有的消息都需要对朕以及国咨院进行汇报，且内阁不得对枢密院进行干预。”
宁渝先是抬高了内阁的地位，然后笑道：“内阁的任期依然是五年一届，其中内阁将由党派当中产生，你们都可以下去光明正大注册党派，到时候通过党派的身份来参与下一届内阁执政选拔，在国咨院具备优先票数者，并且通过朕的相关审核后，将成为下一任执政内阁。”
“获得组阁权力的党派竞选人，将会在朕的任命下成为内阁首辅，而败选党派则为在野党，职掌都察院以及大理寺，形成制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