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很清楚，君主虽然统筹大局，难深入地方，真正对百姓生活构成直接影响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当地的父母官，如知府，知县。
诸多官场贪污、腐败，欺压、盘削百姓，多是发生在地方。
知县好，百姓好过。
知县坏，百姓受罪。
好的知县不多，坏的知县也算不得多，更多的知县是不好也不好，即干事也不干事的那一种，说他办事吧，朝廷规定的他都给办了，比如征税。
说他不办事吧，一个案子能半个月办完的，非要托个半年一年，百姓喊冤，又不能为民做主，只在那里和稀泥，说什么，某某豪绅得罪不起，不妨私底下解决了如何如何，不就是一亩三分地，一个宅子的事……
地方官不作为，和稀泥，能拖就拖，治下百姓几十年如一日，根本就没有想过百姓如何过好日子，没有想过发展个什么产业什么的。
在朱允炆看来，大明盛世的蓝图里，绝不是商业高度繁荣，士人歌功颂德而百姓百姓饥寒交迫，困顿潦草。
在这个时代里，朱允炆追求的小康与后世的小康截然不同。
后世小康指向的是温饱解决之后，存余足够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状态。但大明的小康，只是一家人能吃饱肚子，嗯，能连续一年吃饱肚子的康泰景象。
别看大明开国近四十年，但据各地布政使司、地方官员与御史等奏报，大明所有省，包括南北直隶，依旧有大量的百姓连吃饭都是问题。
仅仅粗略统计，七千万大明百姓中，处在赤贫状态的就有三千三百多万，而这个数据很可能是低估了的。
京师繁华，不到百万人，苏杭两地繁华，也不过一百多万人。除去这些，大明又有多少繁华之地？
真正的现实，是落后，是贫困，而不是盛世。
朱允炆很想深入民间，向西巡视一次，看看百姓们的生活到底如何。只是奈事务繁多，根本脱不开身。
通过县治来改善百姓的生活，至少让他们脱离赤贫，不至于劳动一年又一年，除了吃饱饭，家里连个新衣服都买不起，连个看病钱都没有。
如何破局底层治理，改善百姓的生存状态，事关大明盛世之基，事关大明国运。
殿试一题，虑及深远。
林环三十出头，正是胸怀志向，施展抱负的大好年纪，见朱允炆给出如此题目，并没有仓促动笔，而是沉思许久，写了一份极简短的应答：
“曾问陛下名言，实践出真知。不同县域，物产有差，山川土地皆异，村落分布迥然，欲治县域，当深入其中，摸索而寻治理之道，方可小康。若盲然引他地之法，笼统用之，恐水土不服，致民不聊生，反害百姓……”
在其他进士大书特书忠诚于朝廷，做个清廉好官，勤勉为政的时候，林环已经觉醒了“不同地方，不同策略”的理性思维。
与林环一样表现出色的还有陈全、刘素，这两人出色的表现，得益于他们在国子监的进修。早在他们成为举人之后，便凭借着举人身份进入了国子监。
在殿试中的进士铺开考题试卷的时候，国子监也进入了戒严，所有监生一律统考，题目就是殿试之题。
这一年殿试之后，朝廷推迟了发榜的时间。
李-志刚从北平赶回来，就是为了批阅国子监监生试卷，为朝廷选拔人才把关。经过国子监二百余先生昼夜审阅与遴选，三日之后，选出三百份试卷，糊名之后送至礼部，由内阁、礼部、吏部等官员综合审阅，选出优劣。
国子监监生卷与进士卷审阅评优次序之后，拆开糊名，填写于榜。
统计榜单发现，前一百名中，国子监监生就占了七十八人，传统儒生仅有二十二人，而在这二十二人中，还包括十二人进入过国子监。
抛开国子监的标签，传统儒生在殿试一题中的优秀人才，仅仅只有十人。
如此惊人的结果，让百官愕、震惊。
国子监监生与寻常儒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逻辑性与理性，他们不再是张嘴闭嘴三皇五帝，不再动不动追溯到老朱家上五代，而是理性地就事论事，给出具有操作性策略与办法。
不空谈，不粉饰，言之有物，求真务实，这是国子监监生最大的特征。
朱允炆以此为契机，夯实了国子监的地位，并下达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旨意：“但举人、进士，在授予官职之前，需至国子监修习课业两年，通考核结业，方可任命官职。”
这一旨意的发布，虽然没有切断传统儒生进入官场的道路，却硬生生延长了两年时间，等同于逼迫着民间教育力量先朝着国子监的大门努力，之后再想入朝为官的事。
至此，国子监彻底站在了大明教育的制高点上，科举取士的地位大幅降低，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标准、要求也开始改变。
虽有一些官员反对，认为科举取士自唐以来如何如何，但在国子监监生卷与传统儒生卷的鲜明对比之下，反对变得苍白力。
毕竟朝廷取的是国士，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一策的人才，朱允炆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