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百姓认为，现在将钱放在钱庄，那就是把钱放在了皇上的钱库里，安全自不成问题。
京师。
朱允炆看着宋礼的奏折，眉头微皱。
工部尚书郑赐、刑部尚书暴昭眯着眼等待着朱允炆发话。
朱允炆审视着一串名单，仔细数了数，竟有二十三人之多，不由叹息：“这会通河之初就有如此之多的贪腐之人，若不下重手，怕会失了人心，纵容了恶行。”
暴昭附和：“臣认为此事不能以寻常待之，应处以极刑，威慑贪官！”
朱允炆也知道，无论是按照严苛的《大明律》还是翻看《大诰》中的案例，这些贪官都没活路了。
从个人情感上，朱允炆也希望将这些贪官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可是，这贪了几两、十几两银子就丢了性命，是不是有些太严重了？
搁在后世，十两银子最多也就七八千块钱，肯定不会破万，也没听说哪个司法机关因为这点贪污给定个死罪的，相反，一些贪污了几百亿的家伙，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刑期。
虽然大明不需要讲那么多“法治”与“人性”，但多多少少是二十几条人命，身后是二十几个家庭。
血性一点，热血一点，把人干死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话的事。
可这样做的结果，真的好吗？
朱元璋治理贪污的手段就一个字：
杀。杀了二三十年，滚滚人头如山，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虽然自己重新厘定了官员待遇，但也动了官员的田产，他们的所得未必能及所失，为了更多的享受，一定会有些官员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解决官员贪腐问题，不能只靠薪酬、监察，还得需要抓思想，不过这倒是一个漫长之路，加上一些老油条都在油锅里滚了好几圈了，怕是没办法改变了。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新晋官员，强化这部分官员的思想，以渐进的方式，代替天下官员。
“皇上……”
暴昭见朱允炆不发话，不由低声喊了一声。
朱允炆从思绪中走出来，看了看暴昭与郑赐，将手中的奏折摊开起来，道：“贪官污吏不可饶恕，不重惩无以安民心，警慑其他。将为首五人枭首示众，其余官吏废为百姓，充作民工，疏浚会通河，会通河南北贯通时，将其发配边关，服役三年。”
“这……”
暴昭吃惊地看着朱允炆，又侧头看向郑赐。
郑赐也有些惊讶，皇上前半句还信誓旦旦严惩不贷，怎么到了最后，只杀掉首恶，不杀其他人了？
充作民工四年，外加发配三年，服刑七年，确实也不算轻，但相比起杀头来，属实轻了许多。
朱允炆看着惊愕的两位大臣，严肃地说道：“若杀人可以解决问题，朕不吝多杀几人。让他们活着忏悔，让官员与百姓看清楚他们的下场。千日警醒，总好过一日人头警醒有用。”
暴昭恭谨地行礼道：“皇上仁慈，天下之福。”
这件事若是朱元璋办，铁定一个人都活不了。不过那种近似“暴-政”的手段，朱允炆真的不忍再用。
毕竟，这都是大明的子民。
能少死一个人，少破一个家，就多一分国运吧。
朱允炆拿起了毛笔，在几个人的名字上打了个勾，这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杀掉。
后世很多小说或电视剧动不动就是官府把人推出去问斩，这是不符合明代司法现实的，也是完全杜撰的。
事实上，明代司法权限有着明确的划分，规格是很明确也是很严格的。
对于知县而言，他绝没有杀人的权利，他所能使用的，最多就是笞刑或杖刑，就是所谓的用鞭子打，或用板子伺候。
而再严重一点的徒刑、流放，知县是没有资格的，必须交给府一级的官员来处理。
如果是死刑，还需要向上走，要求送京师三法司定夺。
而三法司的“生死簿”，又必须通过皇上“打勾”才能判决死刑，如果皇上太懒了，比如炼丹去了，或做木工去了，没时间打勾，那实在是罪人福利，那些该死的兄弟，估计几年十几年都死不了。
当然，对于“生死簿”，皇上往往也不会全打勾，选到谁是谁，这个时候也只能看命了。命硬的仁兄躲过一劫，明年再排队。命不好的，也就只能去阎王爷那里报道了。
这也是宋礼需要上报朝廷，请旨杀人的原因，地方官是没有资格处决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