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在李自成的牵头下，李来亨，田见秀，李过，牛金星，李岩等人一同谋划，基本上确定了大顺新王朝的各项基本制度，政策或者是试点计划。
大顺基本上继承明制，但是恢复了丞相一职，依旧是由牛金星担任，统领六政府百官。
而皇帝李自成则亲自统领内阁，阁员来自于天佑殿大学士组成的智囊团和六部尚书，亲王。以田见秀为首辅，刘宗敏，李来亨，孙可望，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人为阁员。
各省州县也基本上按照明制，取消了战时防御使的设置，军事权几乎全部收归中央，除了北方边塞和南方各省的临时驻军外，地方只留有少数卫戍部队，地方财政权则稍有放松，增加了中央的转移支付，继续朝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
在全国局势尽在掌握之后，李自成也收起了那份伪装和仁慈，一面是在南方地区清算罪臣，前朝的皇亲国戚，横行乡里，侵占土地的士绅，在局部范围内“打土豪，分田地”。另一面则是掏出大刀，迫使占有大量田地的本地乡绅出钱出粮给本地的无地农民北上垦荒。
尽管一时间南方各省均有**爆发，但是整整十四万正规军镇守，还有无数贫苦民众带路，那些乡勇的叛乱压根没有泛起半点浪花便被淹没在了大顺军的铁蹄下。不流一点血，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当然，南北两地的土地改革是不一样的。南方因为顺军的统治力量还不够强，只能是局部打击，而北方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全面改革，而在流民新组建的乡村中，都是田见秀在陕西试验成功的，改良之后的，以大顺军家属和退役老兵为骨干的村组织模式。
而各项改革的合法性，自然是在太原决议中商议好的——李自成“反思前朝十大罪”的诏书之中。
在民间，虽然报社未开，报纸未发，但是有李来亨出资十五万两白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一众富裕文人一同筹资，最终以五十余万两白银作为经费，在各地开展了讲学活动。
这些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新派文人开始在各地摇旗呐喊，争相讨论，传播各自的思想主张。关于“四”民平等，本末之争；关于君臣关系，君民之争；关于如何成为新国民，修身齐家治国之争；关于华夷区别之争……
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君臣民关系的讨论被迅速打压，其他的问题则成为了文人口中时髦的口头禅，随便哪个茶馆，哪个青楼，谁的嘴里没个“四民平等”，不讨论一下“新国民”，都会显得自己是一个土鳖。
而这么广泛的讨论，自然不是因为这些文人学者们突然醒悟了，要去追求思想解·放了，而是有传闻说科举要改革了，虽然八股文不会被立即废除，但是却增设了许多其他的科目，第二年大顺的第一次科考就和这些被热烈讨论的内容相关。
按着“太原决议”的政策基调，隶属于户部，中央一级的海关体系在广东省地区开始了建设，由孙可望从户政府筹划经费，联系葡萄牙人，亲自主持此事务。
同时，内阁经过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开放天津卫，威海卫，松江府，杭州府，宁波府，福州府，泉州府，广州府八地作为外贸口岸，除了广州府外，其余的暂时还是由市舶司管理。
而随着外贸口岸的建立，郑家水师也开始接受中央改编，成为福建水师，负责福建，浙江两地的缉私；南京也打算组建中央水师，既是保卫首都，也是因为要负责长江口以北的海上缉私，维持贸易正常。当然，这两支水师都只有沿海缉私的能力，并不算得上是真正的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