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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准的确是没有时间来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饭，他就去赶场了。在原来的南京守备府，有几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张准的到来。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和张准洽谈。
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都是盐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
这是江南联合商会，第一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虎贲军大都督府政务部发起，由张准亲自决定时间的。会议的时间，初步定为半个月。张准已经承诺，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会在南京，随时和商家们商量有关的事项。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言者无罪。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业，乃至是全国商业的发展。未来的新帝国，肯定会大力提倡商业贸易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来自后世的张准，当然明白商业税的重要所在。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工业税和商业税，才是真正的大头。
但是，新帝国的商业贸易发展，是有序的发展，不是无序的发展。是各行各业，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因此，张准觉得，自己有必要，对商业贸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规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现象的发生。
这次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不正常的竞争行为，尽可能在新帝国建立的时候，就完善一套较为规范的交易系统。这个交易系统，应该是尽可能公平的。公平竞争，就是新的《商业法》的核心精神。
由于虎贲军进展迅速，性质逐渐的发生改变，从造反者变成了统治者，一些以前在私底下进行的交易，现在都要摆到台面上来了。这个所谓的私底下的交易，代表性的就是私盐。
毫无疑问，张准当初，是依靠私盐起家的。现在，虎贲军已经掌控了全国的政权，当然不可能继续贩卖私盐了。私盐既然不能贩卖，那就必须公开的官营。既然是官营，就要有相应的规范，不能让卖私盐的人，又钻了空子，结果导致私盐泛滥。
张准的意思很简单，将盐价大大的降低。以前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张准决定，将每斤私盐的价格，下调到三文钱。不管你拿货价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三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虎贲军的相关部门，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两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显然，这样一来，私盐就没有走私的空间。每斤食盐只卖三文钱，傻瓜才会走私呢。走私私盐没有了巨额的利润，根本不需要虎贲军的打击，这个行当，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现在，虎贲军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北直隶长芦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五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会达到三文钱的标准价格。
“什么？”
“三文钱？”
“这个张准，疯了！”
……
当然，有关规定的推行，肯定是不会顺利的。张准的这个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得知张准决定将食盐价格下调的消息，很多人都第一反应，就是张准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
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明朝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张准竟然放弃了盐税！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张准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张准有充分的理由。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张准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张准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
张准明确无误的说道。
“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
沉默片刻以后，张准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张准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鞑子都灭亡了，清朝肯定是没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准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
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人不能无耻到××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