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若飞闭起眼睛，仔细聆听着龚培元所念的有关他的资料。
“彭若飞，曾用名彭康亮，湖北武汉人氏，光绪十六年生人，妻子薛莹梅，江苏苏州人氏，育有一子，幼年曾在私塾受教，后就读于武汉育人中学，现为震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家住上海公关马路裕兴里45号。中共上海党组成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区委负责人之一。”
彭若飞表面上看起来心静如水，但其实脑子里却在不断翻腾，龚培元所念的这些资料听上去很详细，但并不完整，而且有误：
彭康亮确实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但后来上中学后他还使用过彭毅的名字，去保定军校时用的是彭峥嵘这个名字，这些名字却没出现在他的个人资料里，而且资料里只有他在武汉育人中学的求学经历，而没有他在保定军校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求学记载，可见对他的了解并不深，育有一子，那说明提供信息的人并不清楚云凤的存在。
彭若飞当然清楚当初组织遭受重创，一定是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所致，而龚培元所掌握的这些关于他的信息也一定是这个叛徒所提供的，但当时情况如此危急和混乱，他根本无暇去查明是谁出卖了组织，但现在也许可以一窥端倪。
彭若飞记得他曾经填写过两次个人履历表，一次是在震旦大学入职时填写的，另一次是在入党时所填写的。入职在先，入党在后，入职时所填写的履历表比较简单，而入党时所填写的履历表则比较详细。他是二十六岁时去震旦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云麟才刚出生不久，他三十二岁时入了党，当时云麟七岁，云凤三岁，所以这份资料的提供者应该是跟他的关系并不密切的人，否则肯定会知道他有一儿一女这回事。而目前对他家庭情况了解得很清楚的人范围并不大，他平日里很少与大学同事谈论家庭状况，所以他的大学同事也未必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而在党内对他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的，除了他的联络员郭子超，就是他的下线金翊轩，还有就是他的上级领导。现在看来，这些人都可以排除了。
而知道他妻子叫薛莹梅的人也寥寥无几，大多跟薛莹梅有接触的人一般称她嫂子，彭嫂，或是麟儿妈，凤儿妈，薛莹梅祖籍江苏苏州，但一直生活在上海，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连周围的邻居都不清楚莹梅是苏州人氏。虽然妻子在小学里教过几年书，但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便辞职回家当了家庭主妇，给彭若飞当秘书，因而能连名带姓知道薛莹梅的姓名和籍贯的，只能从他所书写的履历表上才可获知。
彭若飞分析着，目前最大的可能是敌人从震旦大学的档案室里获取了他的履历表，当然当时他的这张履历表填写得并不完整，而且是多年之前所填，而当时他将保定军校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求学经历都刻意隐瞒了，只填写了中学的求学经历。
当时震旦大学的校长还认为他学历低，不想录用他，但听了他的一番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之后，破格录用。其实彭若飞家学渊源，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是前朝翰林院的编修，他在这种环境下耳濡目染，自然历史知识极为丰富，并不亚于那些历史系里的教授，只是当时他入职时，家中父母均已亡故，所以履历表上没有填写父母情况。而当时云凤还没有出生，当然履历表上没有记载。但他在入党时所填写的履历表时，云凤已经三岁了，所以在入党履历表上，他将自己的父母，妻儿的家庭情况都向组织一一坦陈。
因而龚培元所得知的信息也就显得错漏百出了，但是他奇怪的是龚培元所念的家庭住址却是很吻合的，当时他们正是在裕兴里45号开会，接到郭子超送来的消息后，大家才各奔东西。但他记得在震旦大学的履历表上他所写的住址是豫园路39号，这些年他们搬了好几次家，裕兴里45号才不过住了两年而已。
而他的公开身份知道的人也就局限于当日在他家开会的十二个人，以及郭子超，金翊轩和一些上级领导。所以彭若飞推断这个叛徒应该是在这十二人中间，这人知道开会的地点，也就清楚他家的住址，但这人跟他们关系又并不十分热络，所以不知道在弄堂里望风的云麟和云凤就是他的子女，此人叛变后，敌人便从震旦大学档案室获取了他的信息。
但叛徒到底是这十二个人之中的哪一个呢？彭若飞在脑海里把这些人一一进行排查。
龚培元念完了彭若飞的基本资料后，许久不见彭若飞有反应，开始沉不住气了，把资料往桌上用力一拍：“彭若飞，你听清楚了没有？装聋作哑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