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
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
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陰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