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有永和镇百姓报案，说是回乡之后，家里的田地已经被安阳县衙的胥吏闫忠占去，其女也被闫忠糟蹋，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家人去安阳县衙报案，县衙前面要说秉公处理。过了月余，家人再去，却被衙门轰了出来，说是没有人证物证，纯属诬告。
家人无奈告到知州衙门，但衙门以人证物证俱无，并不接理此案。
家人再去找人证，一个个都是矢口否认，显然是受到了警告或者威胁。
私底下有人明确告诉受害人，胥吏闫忠世世代代都在此经营，和地方官府早已是铁板一块，就连知州等上官也要受他们的钳制。
宋朝科举取士，科举制度成为官员最主要的来源。科举取士的只是官员。朝廷派驻地方县里担任官员的也仅仅只有知县、县丞、主簿等几人。
但是，县作为朝廷郡县制最重要的地方行政部门，要主管税赋、治安、诉讼、教化等多个领域，涉及的事情实在太多，而具体做事的人，则是吏，也就是“差役”。
“差役”，顾名思义，是百姓所要承担的义务，因而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宋朝的差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弓手、散从、人力、手力,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掐子、拦头等人。
而这些“差役”的成分，“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也就是贫富不等的老百姓而已。
就像牛皋，在追随王松前，就只不过是鲁山县衙的一名弓手，真真正正的贫下中农。
但是，“差役法”在施行过程中，弊端丛生。首先，差役来自社会底层，相关工作经验缺乏。其次，差役大多数没有薪酬，或慵懒怠政，或贪污受贿，百姓怨言颇多。
鉴于此，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差役法”，新法称之为“免役法”。
“免役法”废除以“劳役”形式缴税的“差役”，改以货币缴税。官府用这笔税收雇用专人来做具体工作。与此同时，被官府雇用的人，需要经过培训，合格上岗。
“免役法”随王安石下野而废，但到了北宋末年，“免役法”又在部分地方恢复，但远未普及。
“段兄，听说这犯事的闫忠，乃是安阳县衙的一名吏员，此人家世如何?”
听到杨震的话语，段盛点头道:
“杨兄所言不错!这闫忠乃是永和镇的一名大族上户，乃是世袭的胥吏。此人家大业大，纵横乡里，无恶不作，这些年犯下的案子不少，不过却都一一逃脱，可见其在安阳县和相州城都颇有势力。”
吏员由民户轮差，介于民与官之间。胥吏非“官”，却代表官府行驶职权，拥有支配百姓的权力。胥吏既受制于官，同时又佐官治民，如上下文书传递，乡里治安、户籍管理、赋税征收等。
胥吏来源于三种渠道：第一，承袭，胥吏在其年老后，可由其儿子或亲属承袭吏人之职；第二，犯罪的官员或科举落榜之人被贬为吏人；第三，由于差役的时间一般都较长，耽误农时。因此，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往往不愿意承担，豪滑之徒或地方恶霸却趋之若鹜，借胥吏之名，巧取豪夺，聚敛不义之财。
临漳县的县尉张晨来自于底层壮丁，对胥吏一行再也熟悉不过，也是深恶痛绝。
“天下吏人无常禄，唯以受赂为生，往往致富。胥吏大多数没有俸禄，官府横征暴敛，胥吏就贪污受贿、拼命搜刮，以至于盗贼四起，百姓苦不堪言!”
段盛点点头，眉头紧皱。
“张县尉所言甚是!这些胥吏勾结豪族，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扰乱街市，加重百姓负担。许多上官由于不熟悉地方民情，更是依靠于这些胥吏，使得吏强官弱，官府礼制荡然无存!
胥吏在地方事物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处理地方日常事务时，胥吏往往参与决策执行，甚至能“左右长官的意志”。以至于出现“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的局面。
胥吏大都是文化素质低下、企图谋取个人私利的人组成的，且无统一考试和录取标准。因此，整个胥吏群体素质低下。胥吏社会地位低下，自身素质低下，并控制社会资源，社会腐败不言而喻。
“这些胥吏，简直是胆大包天，无恶不作!只可惜现在没有人证，衙门也没有办法。况且，这相州城有赵不试在，咱们也不一定能进去抓人!”
杨震忧心的一番话，却惹来段盛的一声冷笑:
“杨知州，相州是忠义军的治下，而非赵宋。相州城有2000守军，却不见得人人都听他赵不试的号令。咱们向张将军借兵，他一定不会拒绝!相公把咱们派到这里来，总不能无功而返，在他面前哭哭啼啼吧!”
杨震脸上一红，犹豫道:“上任前，相公让我一定要处理好和地方官府的关系。若是和赵不试起了冲突，相公怪罪下来……”
段盛狠声道:“杨知州，咱们杀鸡儆猴，一为震慑宣抚司治下居心叵测之人，二来名正言顺，方便咱们以后做事。你一个相州知州，在临漳县主持政务，政令不达州县，相公会如何看你，如何看咱们相州同僚?”
杨震冷汗直流，肃拜道:“多谢段兄!”
一州知州，若是解决不了地方上的事情，王松要他们何用？
只是如此一来，恐怕事情不会善了。王松部下这些骄兵悍将，可没有一个善男信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