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浔沉思良久，搜肠刮肚地想着后世的一些政策，看看有什么稍加变通可资利用的，想了许久，才缓缓说道：“皇上，眼下，是必定要打的。咱们可以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来决定，如果能压得住，这郡县之制便可贯彻下去，历三代五代之后，当可教化了他们。
若不可得，便等时机成熟时，在安南择一人，封其王，辖其地，官制体系一应从我大明之制，但是官员任免由其自便，地方一应事务，由自自理，祸福休咎，陛下想管就管，不想管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致加重我大明的负担。再以后，如果时局能向着对我大明有利的方向发展，再顺势而为，岂不比现在事半功倍么。”
夏浔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想得出更妥当的办法，这就是他针对当前时局所想出的办法：先打打看，征服得了就征服，征服不了到时再退一步，封其土王，自辖其地，半独半统，地方自治，但是这个王却不是属国之王，而是藩王，类同于周朝封的诸候。
这种程度的控制，不致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弹，因为除了一个名份，其他的都是他们自己在治理。权利是他们自己的，义务也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下再反，就是他们得不偿失了，这笔帐只要不是太蠢的人，都能算的明白。
而大明依旧是他们的君主，比起本来的历史上，连绵二十多年的战争，搭进去无数的人命，把大明的府库都折腾空了，最后才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结果这城下之盟签订之后，还没等宣布出去，体面地主动撤兵，整个交趾就已被人家武力收回要强的多。
同时，这个谋划的关键之处在于，法理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大明的一藩，主动权掌握在大明手里，而这恰恰是现在的安南统治者不大在乎的一点，那么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要纳其地为内郡，完全合理合法。又或那时候大明帝国已经寿终正寝，继承其衣钵的中原王朝也依旧是安南合法的主人。
朱棣沉思良久，才道：“未来的事，且看时局如何变化，再做相应对策吧！朕病体刚愈，易生疲乏，现在思虑久了，又有些困倦，你先回去吧，朕要歇一歇！唔，乘朕的御辇回去！”
夏浔怔了一怔，乘御辇？这是莫大的殊荣，只有帝师或年老德昭的老臣，才偶尔享受一次这种待遇，在封建礼教君臣父子的年代，这是可以写入史书的隆重大事，夏浔哪敢答应，连忙逊辞道：“皇上隆恩，臣惶恐！臣骑马来的，还是骑马而归吧！”
朱棣笑了笑，道：“你为朝廷立下莫大功劳，朕却不能赏你，深以为憾。还不叫朕表表心意么？”
帖木儿是被大明辅国公刺杀的，这事情绝对是机密中的机密，比那五十年、一百年后方可授权解密的重要档案还要重要，只要帖木儿帝国一日不亡，这个秘密就绝不会公开，所以夏浔立下的这桩夺天之功，实在是无法奖赏。赏虽无法赏，朱棣这么做，显然是在向夏浔表示谢意。
君臣父子的封建礼教下，臣子为君王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就算以身代君，替主去死，也是天经地义的，朱棣能这么做，那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夏浔略一迟疑，只好躬身道：“君王赐，臣愧受了！”
乘着那平稳无比的御辇离开御道，转入小巷梧桐树下，光线穿过树叶投下斑斓的影子，窗帘时明时暗，如染碎花。夏浔斜倚上车壁上，陷入沉思当中。
眼下，安南局势一如他当初所料，大明陷入了泥淖，一双泥足想拔也拔不出来。他不是上帝，不能包揽一切，也不能让世间一切尽随他的愿望而发展，眼下他只能尽量做好善后之事，尽量避免本来历史上数十万大军在安南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战争，从而给大明造成的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至于将来，现在尽量铺好路，留下个伏笔，子孙们要是争气，时机成熟时自然能拿回来。子孙们若是不争气，就算是现在这些家业，也会被他们败个精光，祖宗就算累吐了血再给他挣来多少，还不是给别人做嫁衣？
车子经过一个水坑，虽然这车名匠打造，御马和御手都训练有素，车子还是颠簸了一下，将枕着头沉思的夏浔磕了一下，夏浔轻轻揉揉额头，忽然觉得这历史的发展倒很像自己乘坐的这辆车子。
人是御者、马是制度、车是生产力。一个时代的统治者、可以左右朝政方向的这些大人物，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御者，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这辆车就能比别人走得更快更稳。但是这并不能长久，政随人亡。要想走得长远还是要靠那匹马。
国家的根本体制与方向就是那匹马，制度错了，烂了，该换了的时候，那么御者再优秀也无济于事。而这辆车，就是历史客观条件下的物质条件，即便御者再优秀、拉车的马再神骏，车子什么样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极限，你搞***，这车就得散架。
就像朱棣打败了鞑靼，选择扶立阿鲁台为鞑靼之主同瓦剌唱对台戏一样，如果现在大明拥有他那个年代的武器的打击范围、交通运输的条件、通讯设施的便利……，还需要这么做么？朱棣完全可以直接统治鞑靼的领土，对安南，也是这样，不能不想想这套车能载多重、能跑多快啊！
夏浔长长地吁了口气，抛开了只有他这种未来人才会去纠结的烂问题，开始认真思考当下的困局，没有当下，又哪有未来：“这件事，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绝对不能让汉王掌兵！这条鲤鱼，差的就是那龙门一跃了，让他跳过去，就是第二个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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