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这趟为期两年的出巡，下半程海路部分的始发站，是南海郡的番禺港，也就是后世的广州。
在后世很多对三国不太熟的人印象里，似乎交州这地方，核心治所就该是这番禺县，毕竟后世的广州多发达，而岭南其他地区似乎早年都是穷乡僻壤。
但事实上，在汉末乱世开启之前，交州的治所一贯是在苍梧，也就是后世的广西梧州。
究其原因，自然是因为原本汉朝重河运而无海运，所以番禺作为珠江入海口，重要性不太强。
而在重视内河航运的时代，作为珠江西江三大支脉交汇点的苍梧，便成了交通要道、重中之重。因为当年秦始皇的修“灵渠”运河，沟通的便是珠江与湘江——
确切地说，是沟通的珠江的西侧支流西江的支流漓江，与湘江的支流澧水。而桂林漓江就是在苍梧汇入珠江西江的，这种扼运河出口咽喉的位置，才配当三百年的交趾刺史部治所。
从这个角度说，历史上赤壁之战前，刘备用来跟鲁肃谈条件的备胎、“欲往投苍梧太守吴巨”，也不算太离谱。
在那个背景下，吴巨的地位理论上还是高于后来割据交趾自立的士燮的，相当于掌握了大半个交州。交州治所迁往龙编（今越南河内），也是建安后期的事儿了。
而刘备作为皇帝，这一世连荆州都很少来，原本在荆州最南边只跑到南阳与襄阳交界、汉水之滨。所以他对荆南乃至交州的印象，就彻底停留在了上一个时代，
到了之后，刘备一时间还是挺不适应的，根本无法理解番禺这种海港城市，能在二十年里发展到如今这步田地。
“区区一座滨海小城，连田地都盐碱不耐耕作，居然能发展出超过五万户人家，二十余万人口，当真匪夷所思——这些百姓，都是靠商贸往来、船运周转维生的么？
这南海之地，也不算什么商贸重地，朝廷近年来新增的金银铜运输，也不走这里吧？这儿为何能发展到如此繁荣？”
刘备在番禺港巡视了一番后，看着眼前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还是被震撼到了。陆地上的繁荣，他这么多年开眼界下来，早已不意外，但海上确实是第一次见识。
对于皇帝的感慨，李素当然是责无旁贷地帮忙解说：“陛下不必惊讶，扶桑与旅汉的金银铜矿运回中原，确实不走这番禺。
前者穿过东海后、在扬州会稽的句章港靠岸，后者也是在会稽的闽中靠岸后、沿着海岸北航，都不需要通过这儿。
这里的商贸往来，主要就只是与南海之外、原本交趾、扶南、狼牙修等地之间。往来货物以胡椒、苏木、豆蔻、丁香、珍珠、珊瑚、象牙、犀角、孔雀等香料珍宝为主。
这里的港口也不算繁荣，全县才二十余万人而已。陛下几个月后，到了句章、山阴、吴县，那里一县的人口，可比此处再翻倍不止。”
刘备暗暗咋舌，原来是自己大惊小怪了，这儿的海港居然还不算什么！在如今大汉疆域内，都排不上海港城市前三名。
刘备不由感慨：“朕日常看奏表，倒也知道子初上报的诸多海商税赋数字。只是一直隐约觉得，那都是靠官办撑起来的。
这些香料和珍玩、药材的贸易，完全出于民间自发，也能如此繁荣，着实出朕意料。丞相可知，这些年为何民间自发经营的海商，都能折腾出如此多的需求来？
他们就不愁买多了海外的昂贵却无用之物、最后滞销么？海上风险那么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些人没有朝廷支撑，自发怎么敢的？”
李素原本没想到刘备会这么灯下黑，因为李素接受的毕竟是现代教育，在他看来“民营经济在解决生活舒适性需求方面，比国营更灵活、更擅长揣摩市场需求”，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么？
杀头的买卖也有人做，只有赔钱的买卖没人做。他们能摸索出什么东西进口进来能卖得出去，自然有市场的调节。
不过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刘备不理解就不理解好了，太超前。
李素觉得，还是把刘备认知误区里那个“民营航海不抗风险，不该有那么大胆子”的问题重点解释一下就行了。
李素解说道：“陛下，近年来，民间自营海商发展比官营还快，日渐繁荣，臣以为，关键还是阿亮前几年搞的一项名为‘连坐担保’之法搞得好。
那法子，一开始还是为了鼓励‘朝廷督办、民间承运’扶桑金银和旅汉铜锭时，想出来的。陛下应该知道，诸葛家的海陆运输，都开得比较大。
商办的海船，运费历来是比朝廷官办的便宜，所以能放手让商人们做的，最好还是放手自营。而民办最大的弱势，便是本钱不够大，承担不起出现意外后的货物赔付。
毕竟朝廷让他们运的是扶桑来的金银，一船货货值便极为巨大。一旦出现沉船，倾家荡产也不够赔给朝廷。
所以从七八年前开始，这些业务一方面是逐步向最有实力的大海商家族聚拢，比如被糜家、诸葛家族承运，因为只有这些家族承受得起意外风险。
哪怕几百条运铜船里沉了两三条，让商人赔个好几亿，糜家诸葛家也轻松赔得出来。但是，全靠家大业大死撑也不是办法，而且树大招风，容易惹人嫉恨……”
后续的解释，李素说得比较委婉。
原来，依然是因为诸葛亮很会做人，哪怕这个世界没有“反垄断法”，他也不希望三弟事实上对这些业务形成垄断。
给朝廷运金银铜的船队，都由他家和糜竺家来办的话，那成啥了？诸葛家成东印度公司了？
但是，其他小商人没这个实力也没这个魄力担当，简直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不中用啊！
最后，诸葛亮反而还要想办法培养自己三弟的竞争对手。建议诸葛均鼓励中小型承运人联合起来、也组团承包这部分朝廷业务。
如果中型承运人承担不起风险，就给他们组一个类似“保甲连坐”的制度，互相承担连带分摊责任，出了事故大家凑份子赔，摊薄了就赔得起了。
这条办法，诸葛亮没有亲自拿出来，他是借了诸葛均的手拿出来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么深谙算学概率之道的妙法，肯定是诸葛令君想出来的。
后来他发明的这个风险连带法，居然成了最初的“海运保险”前身。
凡是承运标的物贵重、超过承运人风险承受力的朝廷订单，都要从收取的运费里计提一笔出来，作为参保费，几乎跟后世买大车搞物流得交交强险一样了。
而且，事后诸葛亮也没想把这个“航运保险公司”捏在自己家族手上，路子摸索清楚之后，他就让诸葛均自己建议，把这个“连坐保险”交给朝廷托管。
这倒不是诸葛亮良心多好，而是毕竟他也是古人，没意识到“保险公司”这门生意本身也是有巨大利润可言的。
诸葛亮刚发明海运保险时，这东西就是非营利性的，负责居中做账协调的人不能拿好处，收上来的保费也是封存在专门的一个库，就算用不完，也跟运营者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