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并且利于推进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为没法用“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这个借口，让一切阻挠者让路。
而战时体制，可以把一切阻挠改革的人打成通敌，也能合理合法加强动员，对于真心想革天下之弊的雄主，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所以刘备不该觉得战时状态是一种负担。
刘巴还举了个例子：要是战争那么快打完了，陛下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发行“战争国债”？还没来得及干完的那些改革，有足够财力支持嘛？为什么不趁着战争的尾声夹带私货呢？
（注：必须澄清一点。利用战时的紧急状态更利于做事，这是一把双刃剑。在刘备、曹操这些人手上，是确实革除弊政、为国为民改革兴利的。
但历史上也不乏尝到这种制度好处后，赖在战时体制的便捷性上不肯过河的。比如曹叡的十四年任期里，前八年就属于利用战时体制做了正事儿，扛住诸葛亮的压力，他自己也不敢懈怠。
可诸葛亮死后，曹叡的最后六年没了外部威胁，就属于赖在战时体制的红利里不肯下来，依然高强度动员，但搜刮来的民力都用来造宫殿个人享乐，腐化堕落。所以我并不是一味为战时体制的优点鼓吹。）
这话刘巴也是不能在朝议上说的，太阴损了，私下里跟刘备说说倒是可以。
而且刘备想拒绝法正、理由也很充分，都现成摆着呢，就说不忍河北百姓连续受苦，完全不用提别的。
刘备听后果然犹豫了，没有再被法正的意见左右，决定去雒阳，问了李素和诸葛亮再拍板。
可见四十岁的刘备，还没那么自负，不至于说出“事事问丞相，莫非朕不知治国”这样的话。
九月初六的朝议上，刘备就敲定了三件事儿：
先是正式讨论封司徒钟繇为槐里侯，食邑三千户，这个很快集议通过生效。
随后刘备就宣布，即日起御驾东巡雒阳，百官也另定计划，分批在三个月内前往雒阳。明年的新年朝会，会在雒阳举行，到时候也会在雒阳重新郊祀，把朝廷职能全部搬过去。
这个过程中，其实也会有少量官员被要求留在长安组成过渡期班子，那就等于是跟着钟繇退居二线了。
至于长安周边的军队，除了要留守关中、警戒西北的之外，其他应该跟着朝廷走的部队，拖到明年春耕结束后再动身。
因为军队人多，可能涉及十几万人，这些人在关中地区再多吃四个多月粮食，也能减轻雒阳那边的粮食运输压力，减少浪费损耗。
雒阳的粮食，未来终究是要靠关东的河南河北供给，否则狭小的伊洛平原绝对养不活百万级的人口。
现在河南河北还是敌占区，就算将来光复了，最初的一两年也要战后重建，不可能正常收税。没有河南河北的漕运，雒阳不适合驻军太多。
刘备这次要从长安带过去的部队，也就在雒阳走个过场，然后就会投入统一战争了。到时候还是靠新修好的南阳运河，抽取长江、汉水流域的物资来供养，维持战争。
南方荆、益两州，毕竟始终是大汉如今最富庶、建设最好、生产力保存最完善的地方。荆益的余粮才养得起几十万数量级的脱产部队。
三天之后，九月初九，刘备就再次东巡，只带了几千近卫的骑兵，还有皇亲国戚、宫女常侍。
官员方面有尚书令荀攸、还有尚书台的一些配套班子，和兵、财、民三个部的属官、家人。
这几部分总共加起来一万多人，拖家带口踏上了东行之路。这个规模从皇帝迁都的角度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从简了。后世皇帝出巡都有可能带十几万人的，迁都更是第一波就十几万起步。
刘备这也是考虑到了弘农的崤函道路难行，分批走压力小些，也不滋扰地方。
九月十五，刘备甩开后续大队人马，先行到了雒阳，为了赶时间，他没有再慢腾腾坐辇，而是骑马赶路。
李素和诸葛亮照例出城数十里迎接。
刘备见到诸葛亮的时候，还意外了一下：“孔明贤侄，不在博望督造运河么？”
诸葛亮连忙应对：“一切妥当顺利，明年春耕之前，一定把运河修通。臣也见河北战局风云变幻，特来雒阳请示丞相，荆州军是否该做好准备随机应变。”
刘备点头笑笑：“朕匆匆赶来，也正为此事，怎么，丞相可有定论？”
李素审慎应对：“此事说来话长，臣原则上不建议冬天扩大用兵。细节还是迎陛下回城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