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感到十分满意。升好国旗后，他又回到木屋开始清点物资，好像身边的一切都不存在一般。他忙着手上的事，偶尔向临终的汤姆望上一眼。老管家一咽气，他就拿着一面国旗走过来，毕恭毕敬地将它盖在已逝的老管家身上。
“不要过于悲伤了，先生，”他说，握着乡绅的手，“你不必为他的灵魂担心，他忠诚地执行了船长和他的主人给他的命令，在此过程中被打死。我这么说也许不太合乎教义的精神，但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然后，他把我拉到了一旁，说：“利夫西医生，你和乡绅所指望的那艘接应船大概几个星期后能过来？”
我回答说，不是几个星期后，而是几个月后。按照行前商量好的，如果我们八月底尚未返航，勃兰德里就会来找我们。同时按照约定，他既不会提前也不会推迟。
“还有很长时间，你自己也算得出来还有多少时日。”我说。
“啊，是啊，”船长搔着脑袋答道，“即使把天赐的一切全部考虑进去，在我看来，我们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并且困难重重。”
“船长，此话怎讲？”我问道。
“先生，对于丢弃的第二船物资，我感到十分可惜。我说的就是这个，”船长答道，“我们的弹药还算充足，可是食物并不够，事实上，是非常短缺。利夫西医生，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少了一个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躺在国旗下面的尸体。
正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原来是一发炮弹呼啸着从我们的木屋上空高高飞过，落到了远处的树林当中。
“哟嗬！”船长大声说，“使劲儿打吧！把你们的炮弹都打光，反正也没多少，浑蛋们。”
第二次的发射瞄得比上一次准，圆铁蛋落到了栅栏里面，但是，除了扬起一大片沙土，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坏。
“船长，”乡绅说，“在‘伊斯帕尼奥拉’号上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这座木屋的，想必他们是瞄准了那面国旗。我看，把它降下来会是个明智之举。”
“降下来？！”船长叫了起来，“不，先生，这可不行！”他刚说完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一致赞同他。因为它不仅体现出了一种顽强、深厚的感情，体现出了海员的真正气魄，更是一种高明的心理策略。通过这面英国国旗，我们向敌人宣告：对于他们的炮轰，我们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整个晚上，强盗们不断地放炮，圆铁蛋一颗接一颗地飞来，不是打过了头，就是还没打到，最厉害的只是在栅栏里扬起一片尘土。他们不得不发射得很高，再加上距离较远，所以圆铁蛋落下时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大部分只是一头栽进松软的沙土里。对于流弹，我们也并没有感到有多可怕，尽管有一颗圆铁蛋砸穿了木屋顶，又从地板下面钻了出去。很快，我们就习惯了这个吵人的玩意儿，只把它当作玩板球，不以为意。
“如此连续的炮击倒也算是件好事，”船长边观察边说，“因为慑于大炮的威力，我们前面的树林里应该不会有敌人埋伏了。现在潮水也已经退去，被我们丢弃的物资应该已经露出水面，有人自告奋勇去把猪肉弄回来吗？”
葛雷和亨特立刻站了出来。他们全副武装，悄悄翻出栅栏，但此次行动最终无功而返。因为那些海盗大胆得出乎我们的意料，或者是他们对于伊斯雷尔的炮弹攻击充分信任。总之，葛雷和亨特看见有四五个海盗正忙碌地把我们的物资从水中捞起来，并涉水搬到旁边的一只船上。小船上面的人必须不时划两下桨，以抵消水流的冲力，使它在水中保持稳定。在船艉指挥的是西尔弗。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支火枪，也许是从他们的秘密军火库里弄来的。
船长趁此时间，坐下来书写航海日志，下面正是其所记内容的开头部分：船长亚历山大·斯莫利特、随船医生大卫·利夫西、水手亚伯拉罕·葛雷、船主约翰·特里劳尼、船主的仆人约翰·亨特和理查·乔伊斯（非水手）—以上是船上所剩下的忠诚的全体船员。今日，众人带着仅够维持十天的口粮登岸，并在藏宝岛的木屋屋顶升起英国国旗。船主的仆人托马斯·雷德拉斯29（非水手）被反叛者枪杀；客舱侍应生詹姆斯·霍金斯30—我正在担忧可怜的吉姆·霍金斯的安危，不知他情况如何，忽然从陆地的方向传来了一声呼唤。
正在放哨的亨特说：“那边有人在喊我们。”
“医生！乡绅！船长！亨特，是你吗？”有人接连喊道。
我奔到门口，刚好看见吉姆·霍金斯正从栅栏外翻进来。谢天谢地，他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