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朝早期由于倭寇的缘故，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又重农抑商，以至于出海贸易之事被认为是搏命之举，若非万不得已，一般人是不会考虑出海的。
章维由于自家长期出海的原因，对沿海港口以及乘船出海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没有直接接触过贸易之事，平时听也听得多了，也正是因此，才有此建议。
只是梁松父子对他的这个建议好像都不是十分看好，不过梁夫人和小姐都在即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先到即墨一行，至于之后的行止到时再定便是。
说是即刻启程，但梁松在京城的同年好友总有些人要应付，出狱的压惊酒喝了几场，随后又是饯行的送别酒宴，还要等待吏部告身文书和关防印信铸造出来，转眼十几天就过去了。
随后又有内官过来传旨，通知梁松四天后入宫觐见陛辞。
这个消息令梁松相当意外。高官离京赴外任前觐见陛辞是本朝的传统，陛辞的时候官员会向皇帝汇报将来到地方之后的施政方案，以及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策略等，而皇帝也会对官员作出一些叮嘱，倒是与一般人家外出之前拜别长辈有些相似。虽然多数时候都只是例行公事式的礼节性见面，表现一下皇帝对官员的重视之意，算是给官员一个面子。
但需要进行陛辞的基本都是主政一地的省级或称为道级的高官，以及一些军事重镇之类的关键位置的官员，比如梁松当年到山东就任按察使时就曾经陛辞过。但那都是一二品大员或者一些与皇帝关系极为亲密的宠臣才有的荣宠，无论如何也与梁松这个刚刚遭到贬谪的五品知府没有关系，皇帝这是要做什么？
就在梁松等待陛见的时候，完成了观政——也就是实习——的新科进士们的差遣新鲜出炉了。
不出意外地，头榜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都进了翰林院。翰林院被称为储相之地，大文朝的阁老——权利基本相当于其他朝代的宰相——无一例外都是翰林出身，朝中有“不入翰林院不得为相”的说法，虽非硬性规定，却是实打实的优先条件。
对于朝政来说，这种习惯带来的影响好坏参半。翰林院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并且对朝堂的运作模式接触得极深，能够让翰林们熟悉阁老的日常工作模式和原则，不至于因为不熟悉工作出什么岔子。
但是翰林们长期工作在中枢部门，基本没有外放地方的工作经验，在制定发布一些政令的时候往往掺杂着更多的想当然因素，造成错误决策的风险便增加了不少。这样的决策者在和平年代处置日常政务是一把好手，可一旦涉及到变革之事，成功的可能就非常小了。
再加上儒学之中形而上的治国平天下理念，使决策者们往往不屑于调查研究，就更不用说向下级官员或平民请教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事情，基本只存在于书本里面，高高在上的阁老们是不肯折这个面子的。
于是，各朝代的各种新政和变法，也基本都是以挫败告终。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置，最终结果也往往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