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政变分子弑君另立并没有遭到党内外的抵制。满朝文武没一个替硕德八剌鸣不平。
朝中原本就不支持硕德八剌继承皇位，认为仁宗没有按约定把皇位传给海山的儿子，这事做得不对。另外硕德八剌做了三年皇帝，有两年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年终分红。剩下的那一年也只是意思意思。大家虽然嘴上谢赏，心里却在骂娘。硕德八剌清洗铁木迭儿一派的同时为了压缩财政开支裁减冗官，搞得人人自危。硕德八剌之死倒是遂了广大干部的心愿。
也孙铁木儿被从漠北接来登极坐殿。
他宣告登基的诏书写得非常有趣，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份大白话的登基诏书。
他说：我是“薛禅皇帝（忽必烈）可怜见嫡孙”，“今我的侄皇帝（硕德八剌）生天了也么道，众人商量着：大位次（皇位）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上都）里，大位次里坐了也。”
也孙铁木儿不会说汉话，以蒙语发诏书，然后让人翻译成汉话。翻译大概是跟元曲学的汉语，把这么严肃的诏书翻译得跟元曲对白似的，令人莞尔不禁。
顺便说一句，与唐诗宋词相比，元朝著名的是元曲，也就是有唱念做打的戏曲。文人不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也不愿替蒙古人做事，转而利用所学自娱自乐，创作了很多戏曲。最著名的元曲作家当属关汉卿。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窦娥冤》。
戏曲的目标人群是普通百姓，所以戏文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
平常老百姓说的都是白话文。文言文属于书面用语，只有写文章才用到。文人包括皇帝百官平常唠嗑也是说白话文。皇帝文化程度不高，亲手诏书或口谕可能会用白话文。但正式诏书，尤其是像登基公告这么重要的诏书，一定是要用文言文来写。皇帝的诏书有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字斟句酌，精益求精。
也孙铁木儿身边也有一个写作班子，但是用蒙语写作。蒙语诏书写好后交给翻译班子翻译成汉语。翻译对皇帝的诏书不敢使用意译而使用直译。按照蒙语的语法顺序逐词逐字翻译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啼笑皆非的东西，就像网络翻译机直译英文闹出的笑话。
直译很难体现文采。但太没文采也让人笑话。
元朝皇帝给寺庙下了一道圣旨。和尚把它刻到石碑上，现在依然留存。
圣旨是这么写的：但属寺家的水土、园林、碾磨、店铺、解典库、浴堂、人口头疋，不拣甚么，不拣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更这和尚每（们）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鼠儿年三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圣旨的意思是：凡寺庙财产，不论什么，谁也不能仗势侵夺。和尚也不得自恃持有圣旨，做违法乱纪之事。如敢做，他们岂不知畏惧！钦此！某年某月某日，写于大都。
蒙古人重武轻文，不重视什么文采，说明白就得。不仅是汉文诏书，就是蒙文原文也谈不上文采。
蒙古人之前没有文字，到了成吉思汗时代才有了文字，还是仿造回鹘文的。忽必烈在位时让国师八思巴借鉴藏文重新改造了蒙文。蒙古人有文字的历史非常短。
文字都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刚创造的，哪里会有什么文化积累，能写明白就不错了，还能奢望什么文采？
也孙铁木儿是元朝皇帝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他在上都即位时身边也没有精通汉文的官员。他来到大都后也不重用汉人。文武百官中的汉人大臣屈指可数。能在他跟前说上话的只有一位大臣，名将之后张珪[guī]，但说了也白说。也孙铁木儿不相信汉人，不会采纳汉人的意见。
他来到大都后宣布要学习汉文，学习儒家经典。这话传出去引起儒生一阵小激动，以为儒家的地位被皇帝肯定，自己将有出头之日。实际上也孙铁木儿不过是做个姿态笼络汉人而已，并且作为以汉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的领导人确实有必要听懂汉语看懂汉文，如此而已。
他学儒家经典不久就开始抱怨，我做的所有决策都不是受儒家经典的启发。这些儒家经典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他对汉人的笼络不过是形式上的，但对蒙古人的笼络是动真格的。
也孙铁木儿是被蒙古贵族扶植上台的。他比较识趣，上得台来大赏群臣，搞得朝堂上一团喜气，到处洋溢着过节的气氛。
他大封群臣，尤其是给拥立他为帝的政变分子加官进爵。后来一想不对劲，把自己和政变分子膘一块让人觉得自己皇位来得不正，又把政变分子满门抄斩。
他把自己从漠北带来的一批人安插进来，将汉人和儒家大臣挤出朝廷。朝廷又恢复成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天下。汉人大臣只剩下张珪装点朝堂。
张珪的爷爷本是金国降将，帮蒙古人灭了金国立下奇功。他爹接班后帮蒙古人灭了南宋被封为侯。张家对蒙古人忠心耿耿，被誉为元朝“四狗”之一。
也孙铁木儿靠买好群臣过了几年的皇帝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