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看方知道，文件是主席对于自己上次关于职工持股会建议的批示。
主席认为建议很好，可以在之后的公私合营中推广，原文件已经转总理和书记处。最后主席批示小强就土改工作谈谈自己的建议。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让小强一下子陷入了长考。
花开两朵，各表一边，这边厢，话说莫斯科那里很生气。
原因很简单，五个字，主席不来了。
斯大林同志很恼火，指示外交部长米高扬去问问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这是怎么回事。
王大使很老实，说他得到的消息是主席生病了。
米高扬很直接，说：“这你之前就说了，是什么病呢？要不要紧？如果需要，苏联可以派医学专家过去帮助治疗。”
王大使回答：“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风湿犯了，走路会腿疼。”
米高扬来了一句：“这个病好治，来苏联马上就能治好。”
王大使皱眉说：“已经请了中医，医嘱要求静养。”
米高扬强硬的说：“中医不可靠，还是来苏联医治吧。”
王大使有些火了，说：“中医在风湿这样的慢性病上疗效好，没有副作用，只是痊愈的慢一些。”
米高扬语气缓和了一点，问：“什么时候能治好？如果坐飞机，还是赶得上21日斯大林同志的寿辰的。”
王大使直接了当的回答说：“一时半会难以痊愈，怕是赶不上了。有少奇副主席在，也是一样的。”
米高扬看这情况就明白了，转身离开大使馆，回去报告斯大林。
斯大林想了想，问米高扬：“毛以前有风湿吗？”
米高扬说他不了解，以前去中国也没听说。
斯大林哼了一声，重重把手一挥，不乐意的说：“随他去吧，不来正好。他不愿意见我，我现在也不愿意见他。”
说着胡子气的一翘一翘的。
小强回来之前，还有一个事件发生了。东交民巷这里已经被严密监视起来。
原来，我方公布少崎同志访苏之后，老蒋那边不相信，觉得这是烟幕弹，访苏这么大个事，怎么可能是副主席去呢，一定是兔共在唱空城计。于是打算在铁路上实施暗杀。但是来往的电报被公安部反特监听台截获并且破译了。
想当初，1926年的日本关东军就是这样暗杀张作霖的。日本人那时看的清楚，觉得中国军阀的部队就是头目和喽 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剩下喽 就是个渣。
按照计划，日本人打算在张作霖乘坐专列由北京回沈扬的铁路线上动手。张作霖的专列是特制的，车身有钢板防护，用一个炸药包看来是不够。他们居然在铁路上连着装了三个炸药包。再想想，又怕晚上乌漆麻黑看不清，干脆在交叉路口装上了探照灯。结果，张作霖被日本人这周密的暗杀计划当场炸死。
现在国民党就准备用这日本人的旧招，计划着依葫芦画瓢来搞一场。他们当然不明白，或者说不会承认，军阀控制的东北和新中国的东北在治安上是截然不同的。
由于这个案子性质极度恶劣，公安部第一副部长杨奇清亲自负责这个案件。因为一旦特务进行暗杀行动，不管成功与否，都是重大恶性事件。所以必须立即解决这个定时炸弹。
聪明人都明白，不管干啥，执行才是关键，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派谁来具体执行是个难题。最后，还是选择了公安部的老侦查员：曹纯之。
这个名字是曹纯之的人，有个外号，叫一堵墙。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抗日战争时期，任共产党魏县县委委员，兼公安科科长、锄歼队队长，建国初，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侦察科长，肩负着保卫主席在内的所有重要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安全的重任。
可以说，任何人要对中央搞暗杀，就得先翻过这堵从没人翻得过去的墙。
这个曹纯之，他有个习惯，那就是睡觉前要看书。但是，在糊涂人眼里，他有些“不务正业”，他不看什么《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的侦探，而是看《政治经济学这样的书。这说明了，触类才能旁通！
他就在看书时想到：当特务就要有活动经费，而台湾当局不可能这么傻直接给特务汇款。只能用从箱港把钱转汇北京的办法。所以只要查查箱港到北京的可疑汇款，事情也就解决了一多半。
一堵墙，就是一堵墙，如果说有些人就是为刑侦工作而出生的话，那曹纯之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他再一次死死的矗立在台湾国民党特务面前，犹如监狱的牢墙一般，不管你面朝哪里，他就是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法撼动。
清查北京地区所有可以办理国外汇款业务的邮局和银行之后，结果却让曹纯之诧异，居然没有发现一笔可疑汇款。
汇报副部长杨奇清之后，杨奇清显示了一个公安部副部长的战略眼光。
北京查不出，就查天津！
果然事情出在天津！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计采楠被查出了问题。他与香港之间有可疑汇款来往。
于是接下来的工作就变得顺理成章，通过一步一步顺藤摸瓜，最终，东郊民巷这个据点就暴露了出来。
这些智勇双全的老刑侦们找到了特务计采楠（实名计兆祥）的住所，挖掉了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
于是北京上空那曾经不时冒出的诡异电波从此沉寂了下去。
而有些人，惶惶然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不知该飘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