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到隆兴元年的五月中旬，荆襄一带气候日渐炎热。
荆襄一带，成闵在光华军领三万宋军隔江对峙，金人丞相仆散忠义率领五万女真骑兵于邓州，而那日高忠建被赵构护送回，亲自奏传宋人新官家正在宿州，为了配合纥石烈志宁的围歼，分出一万女真骑兵和五千契丹汉人混合辅兵，命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刘萼前去宿州支援，
这刘萼乃是前辽燕云汉人世家，已在金国位列参知政事级别，其父乃是刘彦宗，其父靖康时期，这位在金人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围攻汴京时，一手策划两次围城，最终将北宋百年积累的金银财富掠夺一空，且将宋太宗赵光义一脉现存的子孙除了康王赵构，都俘虏去了东北的五国城。
大宋的京西宣谕使汪澈被迫终于发出了出兵的钧令，虽然驻守信阳的吴拱，光化军的成闵一直都未放松备战，但大军一动，从兵备，粮草，民夫征调，全局皆要部署。
其实汪澈不愿出兵除了不赞成张浚的“志大才疏”的北伐，对于绍兴和议后，荒废武备多年的宋军也是有深刻的了解，更深层次的原因便是，北伐初期正是立春时节，全国百姓此时正要种植春稻，正所谓农”为百业之本，“春”为一岁之首。
全国动员北伐，必是要大举征调民夫，筹集府库粮草，然而征调徭役，大兴兵事，大量的民壮从田地中征发到战场，对农业生产影响几乎是致命的，这些穿越而来的赵昚属于知识盲区，但是两府相公都是知情的，也不是说主战派的相公们，他们不恤民情，只是他们乐见新皇登基锐意进取，而宋金之间的血仇，永远都是笼罩在南宋朝廷头顶，中华汉人正统政权不能永远被压制在半壁河山，且赵构那个绍兴和议更使得南宋朝廷的合法性饱受争议。
对于这些初登基的赵昚在临安时，从各地官员的奏折中只言片语也看得到一些，但是作为穿越而来，前世只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哪又能有深刻的认识了解，只当是议和派的官员不愿开战的推辞。
人处于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的层面也就不同，对于处在帝国最核心的位置，无论代表议和派的汤思退，还是主战派中激进代表张浚，或是保守派的汪澈都不能说他们是奸佞，因为他们在历史上都算是贤臣，至少从后世的观点中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而虑，只是所代表的方向不同。（包括赫赫有名的千古奸相，后世的评价都褒贬不一，其中明代史学家张岱对于秦侩的评价，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
正所谓，“帝王一怒，伏尸千里。”，皇帝赵昚的力推，处在庙堂之上的帝国精英的在多方面的博弈，妥协下，隆兴北伐在最为富裕江浙一带率先推进，毕竟此地百姓较有家产，又是中枢所在之地，且太上皇赵构多年经营之下，江浙一带，确是最为富庶，且能直接调动恩养多年的禁军。
汪澈作为拥立赵昚之臣，其在荆襄不愿出兵的出发点和太上皇赵构的目的绝不相同。
而自宋自真宗时期推行的占城稻，性早莳、早熟、耐旱、粒细，宜于高仰之田，江南东、西路和两浙路尤为盛行。占城稻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得谷物产量大为增加。
此时荆襄一带的百姓却对此时出兵颇有怨言，因为这个时节，正是准备要收割夏季稻。
征发民夫，便要抽调各家各户的壮劳力，耽误农时不说，数万大军过境，难免踩踏农田。
汪澈一边下令出兵北伐，一边又修书给成闵，吴拱，强调他本人对于北伐的态度，暗示他们当以民生为重，不可大举征调民夫，影响农时。
在得到帅臣汪澈的正式命令后，驻守光化军的成闵因为金人主力大军在对岸邓州，只能以长江水师隔江攻击渡口袭扰，辅之小股骑兵侦查。
“元帅，宋军今日一反往日常态，竟阻断江面来往，押住两岸交往商船，且焚毁各处渡口，”驻守江北渡口的金军将领向金军元帅汇报成闵部的动态。
“知道了，必是宋人朝堂内发生了大事，才使得这数月来，老老实实的宋军异动，不必太过忧心，必是宿州那边战况引发的如此反应，只需守住江岸，使宋人不能登陆即可，不许擅自挑衅宋军，只需牵制住宋军在此，下去吧。”仆散忠义对宋军此般动态虽然有些惊讶，但也并未慌乱。
因为自从汪澈督阵荆襄以来，便当先便派使者通往金军，初步和金人元帅仆散忠义达成默契后，虽然宋金对峙着共十万的大军，但是两岸互通的商人船队，百姓过往都不受影响。这几个月以来，仿佛除了夺了这么多士兵外，两岸的百姓皆不受战争的干扰，依旧照常生活，甚至因为大军的驻守，陡然增加的人口，使得两岸的渡口商业异常繁荣，商人小贩在渡口，络绎不绝，做这各式各样的生意，从常规的米面粮油，沿街叫卖的摊贩到酒楼茶肆，已成规模，甚至渡口形成集镇都大小不一的娼妓暗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