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着看看他，“哥们儿你说得对。上大学嘛，你原以为是自己把大学上了，四年上完才知道，是大学把你给上了！”
周围爆笑起来，有人开始向我打听大学里怎么样，是不是泡妞特容易之类的。
看来想融入一个圈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损一损自己。
又过了四五个钟头，当我们再一次饥肠辘辘的时候，列车终于停了下来。
这是我到过的最小的车站：站台看上去至少有二三十年没有修葺，墙上“一人超生，全家结扎”的标语显得斑驳而陈旧，“扎”后面的惊叹号倒是显得利索整洁，就像我们前面的普洱；站台上唯一的一盏路灯在暮霭中散发着昏黄的光泽，像在指引着山外的游子和孤魂回家；两条铁轨横亘在眼前，呈现出一种锃亮却压抑的铅灰色，一直延伸到无穷远处，看上去让人绝望而心碎。
“我操！这不会就是我们当兵的地方吧？”易子梦代表我们所有新兵发出了一声绝望的感叹。
“下车，集合！动作快点！”普洱站在车厢门口冲里面一声吼，然后身先士卒跳下车去，紧接着我们一群新兵像被长篙赶下水的鸭子一般扑棱棱往下跳，有个笨手笨脚的新兵下车时竟然摔了个四仰八叉。一想起这帮人以后就要穿上军装成为“祖国的钢铁长城”我就觉得好笑，这不笑不打紧，一笑就刚好被普洱逮了个正着。
“那个兵！”普洱死死盯着我，“说你呢！好笑是吧？等明天我看你还能笑得出来！”
普洱的这句话杀伤力甚强，所有人刚才还萎靡不振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全部换成了惊恐，配上车站萧条荒凉的场景，一种悲壮的情绪像被投进了石子的池塘的水波，迅速蔓延开来。
“集合！成四列，向右看齐！向前看！”队伍刚站整齐，列车便开始缓缓向前挪，并且“哐当哐当”地有了加速的趋势。
“领……领导！火车、车、车开了！”又是我们的朱聪同志，他正站在我的左边，用手向后面指着惊恐万分地提醒着普洱。普洱正在为队伍的不整齐窝着火，就差引信了，“这个新兵，你叫什么名字？”
“朱聪。”似乎觉得不够热情，我们的朱聪同志又狗尾续貂地补充一句，“朱元璋的朱，聪明的聪。呵呵——”
这个“呵呵”就像是氯酸钾制氧实验中加的二氧化锰，催化效果奇好。果不其然，普洱原地跳起来了！
“朱聪同志！你以为全世界就你一个人长了眼睛吗？！”
我旁边这张胖嘟嘟的脸刹那之间变得通红，像一个熟透了的水蜜桃。
“听我口令：稍息，立正！”这口令喊得气势磅礴，威震四方，以至于没有人再去看那渐行渐远的火车，以及另外八个车厢没下来的新兵。
“知道他们去哪儿吗？”我们站在队伍里，不管知道不知道的，就是没人敢吭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啊！
普洱似乎很满意这种噤若寒蝉的效果，而后又像给自己圆场一般，“贵州！”他环顾四周，脸上泛出让人费解的笑容，“你们运气好啊同志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出湖南了。湖南好啊！三湘四水，人杰地灵……”
我并不关心在湖南当兵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非凡的意义，我只是本能地对周遭的环境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恐惧和排斥。
这是一片隐蔽在群山之中的小洼地，它的存在倒像是提醒我们：改革开放的东风并没有真的吹遍神州大地，至少在中国还有这么一些贫瘠、落后的地方。火车从山洞里钻出来，又“轰隆隆”地从另一个山洞钻进去，声音越来越小，直至群山中恢复原本的宁静。
“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杨，以后就是你们新兵连的连长。换句话说，你们这七十二个新兵以后归我管——向右转，登车！”
懵懵懂懂地，我们又坐上了另一趟车。这次是大巴车，七十多个人塞了整整两台。
大巴车在山谷密林中穿行了整整一个小时，外面除了偶尔一闪而过的零星灯火，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车窗内一片死寂，窗外倒是时不时传来阵阵类似鸟兽的哀嚎，听得让人毛骨悚然。
包括易子梦在内的许多新兵们，脸上全是看僵尸电影时的表情：凝神屏息、双眉纠结、两眼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终于远远地看见一片灯火——一片隐匿在山坳中的灯火。车上的人都开始兴奋起来。在城市里待了这么久，并不曾觉得城市的灯火有多么可爱，可是就在刚刚穿越密林的那一阵子，我们才开始怀念城市里一直为我们所不齿的代言着喧嚣、功利与浮躁的灯火来。
可是我知道，城市的一切都离我而去了。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枚高悬在大门上的熠熠闪光的五角星。
“下车，集合！”
普洱说完，跳下车去，随即伸了个大幅度的懒腰，“奶奶的，累死我了——刘排，你带几个班长把这群新兵蛋子扒拉扒拉分了吧。”听那口气，就像在说“你带几个班长把这箩筐土豆分了”一般。
“林安邦，一排一班，出列……欧阳俊，一排三班，出列……夏拙，二排一班，出列……”
我双手拎着两件硕大的行李走出列，班长看看我的行李，又看看我，满脸狐疑地问了我一句：“多大了？”
“二十二。”
班长张了张嘴，终究没说什么，领着我和另外八个新兵向前面的楼里走去。
另外八个新兵中，有一个就是之前出尽风头的朱聪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