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合的时候要避免分的因素，而分的时候，应该制造合的气氛。合久必分，表示合的时候，已经种下很多分的因素，日积月累，终于爆发成分的局面。分久必合，同样表示分的时候，必须产生很多合的缘由，才会在时机成熟时，统合在一起。而这种种，都在于人为。所以人心的变化才是至关重要的。《三国演义》开始于公元184年，当时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中原和边境地区，爆发了黄巾起义，摧残了东汉王朝，这才产生很多曲折的情节。
我们从中国的历史来看，百姓渴望统一远大于分。这和西方历史的分大于合，呈现不一样的心态，也影响了东西不同种族对事物的不同理解。
在古老中国，农民发展出一套农业灌溉系统。农民必须和睦相处，以便共同用心，并且确保没有人动歪脑筋搞鬼。西方文化则根植于希腊，他们有较多的自力经营农地、种植葡萄和橄榄，就像个别的商人那样，可以独自完成任务。因此，凡事以个人为主，随时保持竞争的心态。东方人多，社会互动比较复杂，必须更加注意别人的反应。西方人稀少，社会互动相对地单纯，所以个体性强。甚至于日常生活、观念和态度也不一样。譬如吃饭，中国人把所有的菜肴放在桌上，多个人合在一起，各取所需。西方人则每人一份，就算坐在同一桌，也是各吃各的，互不干扰。分合之间的选择，东西方显然有差异。
但是，分了以后要合，往往诉诸武力。换句话说，打到统一为止。而合了之后要分，好像也是非打不可。打来打去，倒霉的是老百姓，跟着打，却不知道为什么。三国时代，由于王室不振，中央集权弱得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如果以西方的观点，干脆各自独立，也就算了。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别人起来就是叛乱，非加以剿灭不可。自己出面则是为了保护皇室朝廷，正气凛然。在这种情况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特别高涨。中华民族得以凝聚、同化、生存、发展，其实有赖于这种合的精神力量。
3黄巾起义的警示：朝纲不振，民心思变
任何行动，都需要正当的理由，才能够号召大众，产生力量。张角兄弟，既没有良好的学历，又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要想起义，真是谈何容易！因此巧立名目，等待时机，往往成为有心人的共同策略，这叫做守时待命。
守时方面，桓帝禁锢善类，相信宦官，已经种下太监弄权的祸端。灵帝年幼，由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同辅佐。于是官僚与宦官斗争，宦官居于上风，十大太监朋比为奸，称为十常侍。各种不祥征兆纷纷出现，起义时机已到。
待命方面，张角入山采药，遇仙人授以太平要术。能呼风唤雨，为人治病。于是自号太平道人，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号召，用“甲子”做代号。百姓参与行动的，多达四五十万。人人头裹黄巾，被朝廷称为“黄巾贼”。
历来改朝换代，或者合而又分，都是由于朝纲不振。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才人心思变，引起各种动乱。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难怪黄巾起义，势力愈来愈浩大。
说起来，当皇帝也实在不容易。相信官僚，宰相也会造反；相信宦官，太监就会弄权；相信外戚，皇后的家人就趁机胡作非为。采取中央集权，大家认为太过霸道，导致秦朝突然灭亡。汉代采取地方分权，又造成各地的军阀势力。黄巾起义，正好给这些地方势力找到正当的借口，表面上是朝廷需要，实际上是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旦到了相当的程度，那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演义》从桓、灵二帝的乱源和黄巾起义的导火线说起，实在是事出必有因。
尧禅位给舜，舜把王位礼让给禹，这种大家引以为荣的优良禅让方式，为什么传不下去？为什么一定要由公天下变为私天下，然后大家虽群情激愤，却又无可奈何呢？
因为尧传位给舜，舜并没有把尧全家杀死，没有采取斩草除根的方式永绝后患。倘若当年舜起了邪恶的念头，把尧的家人处死，大概舜自己也不敢禅让于禹，而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妥当。可见，传位的人和继位的人，要把传承工作做好，双方都有很大的责任。
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十分关心，接任的人是谁？是自己人，那就比较安心。至少不会被掀旧账，并且加以抹黑，否则弄得离职之后，还不得安宁。任何职位，都会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想要安排自己人继位。说不定离开以后，还可以为旧人讲讲话，继续发挥影响力。何况皇室权力年限大，哪里肯轻易放过，拱手让给别人？
就算坐轿的想下来，抬轿的也大多不肯罢休，非抬不可，而且一定要抬这一家人，目的无非是要保存既得的利益。汉桓帝宠信宦官，即使他自己想禅让给天下的贤士，以仿效尧舜所为，宦官也不肯从命。弄权的人，尝过权力的滋味，总是至死才不得不放手。灵帝号称为灵，却显得很不灵光。往后的皇帝，更是愈来愈不像话。